、人工智能治理研究中心主任、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、公共管理学院教授

　　AI视频生成大模型Sora引发又一轮人工智能追逐热。在国内，网络社交平台掀起Sora知识付费课程销售潮，甚至有“清华博士”靠卖课销售额超3200万元。坊间AI课是“真干货”还是“智商税”？AI视频大模型能让普通人成为“超级个体”吗？生成式人工智能飞跃对内容产业和职业有何影响？普通人如何提升个人AI使用能力和素养？人工智能“大提速”的三大技术和法律风险是什么？

　　Sora是OpenAI发布的AI视频生成模型，也是现阶段最先进、智能的一种模型。它可以通过一段文字描述，生成长达60秒连贯、流畅、逼真的视频，包含高度详细的场景和角色。这种数据驱动物理引擎，能够在虚拟世界中模拟现实世界的复杂现象。

　　无论是AI产业、相关职业还是普通人，都对Sora的突破性进步感到震惊。一方面，这种AI视频的逼真性和可塑性，将给传媒、广告、影视等很多行业，带来巨大的成本优化和效率提升。另一方面，很多普通人在众多网络AI课程的情绪煽动下，有“再不学就饭碗不保”“学了就能弯道超车”的盲目焦虑或乐观。

　　一方面，‘文生视频’是多模态大模型的标志性进步，是一个大的提升。另一方面，客观来看，大模型信息本身是多样的，包括文字、视频、语音，该领域的探索一直在进行，它不是完全革命性的，是数据、模型量达到一定程度后的能力提升。

　　在国内，一些“掘金者”们正在大张旗鼓地卖课。这些课程宣称“普通人用AI赚钱的10种方法”“给自己未来的机会”，价格从99元到999元不等。核心卖点包括账号、邀请码、AI使用教程，还有代卖视频素材和相关付费产品。从内容看，普遍是一些人工智能入门和“扫盲”级的知识架构和基础AI工具介绍。

　　其中，一位叫“李一舟”的售课者，打着“清华博士”的标签，把售价199元的课程卖了3200万元，备受争议。随后，李一舟的AI课遭到全网下架。

　　不光是李一舟，很多“大V”知识博主的付费AI课程也被多平台下架。据我所知，原因有三个方面：

　　第一，裂变矩阵连环收费，类似一些违规“财商课”，198元进了学习群，被怂恿继续交1980元体验“更高阶学习”；第二，学习效果不符合用户预期，认为内容太“水”；第三，用海外网站“套壳”，向用户收取账号费用，一旦发生争议，付费用户就会被“踢出群”，维权无门。

　　一方面，国内人工智能专业人士对这类“外行边学边卖”的做法嗤之以鼻；另一方面，各大平台也不愿为这样备受争议的收费项目“背书”乃至损失口碑，才纷纷对这类AI课出手管理。

　　去年ChatGPT出来后，我们开玩笑说‘OpenAI还在亏损，但卖课的已经盈利了’。现在业界和社会可能存在信息的不对称，这种声音需要平衡。特别是专业媒体、专家利用这样一些平台去客观、真实地用大家听得懂的语言沟通。这方面有个欠缺，专家可能有时候讲得太专业，反倒是这种课程推销，花里胡哨的很容易让大家理解，所以我们可能需要花时间去做这个事情

　　国内厂商对于这轮由Sora引发的人工智能潮，目前多持谨慎态度。为什么国内AIGC产业谨慎发声？

　　资深AI产业媒体人、光锥智能创始人王一粟认为，OpenAI的初衷不仅把Sora定义为视频生成模型，而是赋予其“世界模拟器”的愿景，利用视频去“模拟真实世界规律的呈现”。去年ChatGPT出现后，国内AI从业者仍在拼命追赶，在“闻声视频”领域，面临的压力和挑战则更大。

　　王一粟说：“普通的视频生成模型，国内都处于起步阶段。即使是在‘文生图’领域，国内大模型也只能在特定细分场景和领域，比如电商模特、特定广告素材投放领域，能够达到和Diffusion持平，但基础模型的能力仍有很大差距。在AI视频这个领域，Sora在国外模型中也是遥遥领先的。”

　　事实上，在AI视频以及与物理世界关系的理解上，技术大方向还不明确，国内国外对此都有争议。国内公司在“闻声视频”的积累，远不如大语言模型，目前，一边观望国外发展，一边思考自身的技术路径。

　　王一粟：大家并没有像ChatGPT出来后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，其实还是在思考的一个阶段。国内AI公司技术公司变得低调了，大家在思考这件事情。视频生成模型进一步成熟后，它带来的颠覆性商业价值和监管难度是远远大于ChatGPT的。

　　AI产业的技术趋势正逐渐从传统的“分析能力”倾向于“生成创造能力”，从“理解世界”到“模拟、创造世界”。

　　广东互联网协会会长、艾媒咨询创始人张毅认为，AGI对于内容型产业和职业的影响，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：第一，生产效率提升；第二，学习能力和算法提升，模拟愈发逼近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语言风格，内容也会更加流畅自然；第三，对社交、媒体、文娱类产业和作业方式的冲击和改变；第四，由此带来的对该领域工作者职业技能和专业素质的新要求。

　　整个AGI产业链目前上、中、下游划分清晰。上游是数据供给方、创作者生态、数据标注和底层算法研究机构，中游是图文、视频、数字人、游戏和垂直领域大模型算法，下游则是内容分发平台、终端厂商、商业化产品和服务。

　　张毅说：“实际上AI发展到今天，它的必然性是非常明显的，一是数据，一是算力、算法，分别被赋予为AI的食物、肌肉和大脑。”

　　我个人的观察是，对人工智能普通人不必盲目焦虑或兴奋。事实上，科技和AI产品在大众层面，会用潜移默化的方式，悄悄普及开来。比如，此前无法想象的自动导航、自动驾驶、人脸识别等技术，本身就是人工智能，更多在帮助我们，而非伤害我们。

　　人工智能对普通人和职业的影响，会体现在“纯技能型平替”，让一些职业的“惯性优势”消失，但相应的，来自于人类的创造性、自主性、有人情味的贴近性技能和与机器“共舞”的能力和创意，则会被放大和变得更加珍贵。我举几个例子：

　　比如，职业媒体人。以往，写稿快、会摄影摄像技能的可以当记者，受过专业播音培训的可以当主持人。但以后，靠所谓的“勤奋手快”“扛得动机器肯去跑一线”，未必能胜任记者；而稿子念得好、形象和声音好的也未必就是称职的主持人，因为这些都可以通过愈发下沉的科技模拟和替代，跑现场、发消息，机器比人更快。但能熟练运用下一代采访工具，具有人情味、亲和力、专业知识和职业素养的记者和主持人，则更具备竞争力，才能得到受众、行业和采访对象认可，积累深厚行业资源，这是机器无法替代甚至有所欠缺的能力。

　　再比如，职业司机。三四十年前，司机只要开车技术好、走得地方多、能记住路、认识路，就是稀缺的好司机。哪怕服务态度差点，在那个年代也是“瑕不掩瑜”的香饽饽。但自动驾驶、自动导航和驾驶技能的大面积普及，似乎科技进步让职业司机从“最先富起来的人”变成了“最难富起来的人”。

　　但事实上，我还真认识和听说过不少“剑走偏锋”干得风生水起的司机。我以前的邻居老杨，从90年代开始开出租车，28岁那年，他把当时最挣钱的“面的”换成黑色商务车，基本只接星级酒店生意和旅游包车。看着体面，但挣钱可比“面的”差远了，他可不是好面子，只是觉得自己总有“老”的一天，于是每次从酒店到机场、旅游景区的路，靠着稳重的驾驶风格、幽默的口才，每次行程完再主动为客人搬行李送几步，这种亲和力和细节中看商机的特质，让老杨收获了一大批客人的联系方式和信任。用现在流行的词，老杨30年前就有“私域流量”的意识。老杨现在还在干这行，但身份已是不愁回头客的小老板。

　　我还听说过一些跑长途货运的司机，比起二三十年前跑到周边三五公里的货运站“抄小黑板”的方式，现在有人通过智能货运平台的大数据信息，分析居住地周边的产业带规律、货运费价格周期图和车辆热力图，从而选择固定、稳定的作息和线路。比起以前找工作的“撞运气”“看天吃饭”，这类“有心人”至少更有安全感。

　　人工智能发展“大提速”，尤其是视觉生成视频的进步，引发了更多对前沿风险的讨论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：第一，法理、伦理和技术监管层面，如何杜绝色情、宗教、恐怖等有害内容，以及防止安全和舆论风险；第二，关于AI的意识觉醒，有人担心由此掀开像电影《终结者》《骇客帝国》中的人机大战序幕；第三，对世界的模拟和“元宇宙”的完善，当人们面对两个甚至多个可以沉浸其中的世界时，何去何从？

　　后两点风险，我感觉比较遥远。当务之急，国内科技产业应该继续追赶先进技术，思考、选择符合国情的技术路径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、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认为，Sora仅有13人的研发团队给产业关于“创新方式”新的启示。

　　这次的突破，不光是在理解物理世界上，也包括应用语言大模型更精确地描述。相对已有的AIGC解决思路，Sora的创新性还体现在结合Transformer和diffusion架构。做出突破的团队就13个人，还有两名大学博士毕业生，曾经投稿被拒稿。这值得思考，不是使多大力量，就一定会得到结果。差距其实不单纯在追赶既定轨道上，而是创新性思路，推动我们发展产业的生态。

　　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（Institute for AI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, Tsinghua University，THU I-AIIG）是2020年4月由清华大学成立的校级科研机构。依托清华大学在人工智能与国际治理方面的已有积累和跨学科优势，研究院面向人工智能国际治理重大理论问题及政策需求开展研究，致力于提升清华在该领域的全球学术影响力和政策引领作用，为中国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提供智力支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