行政法是调整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，主要包括行政处罚法、行政许可法、行政复议法、行政诉讼法、国家赔偿法等。

　　主要内容及意义：行政法是现代法律体系中的三大基本法律部门之一，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

　　1986年，在全国人大常委会、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联合召开的民法通则颁布座谈会上，时任全国人律委员会顾问的陶希晋提出：“我们废除了的‘六法全书’，但不能没有自己的法律体系。我认为，我们应该建立一个‘新六法’。”

　　随着民法通则于1986年4月12日通过，中国的“新六法”中已有民法、民事诉讼法、刑法、刑事诉讼法，所缺的正是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。

　　陶希晋提议组建一个专门研究行政立法的机构，提议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领导的认同，行政立法研究组随后成立，主要任务就是“研究现在的社会实际，为重要的行政法提供毛坯”。

　　众所周知，中国改革开放40年，是中国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30年，也是逐步将公权力置于法治羁束之下的40年。

　　不断前行的“民告官”法律制度，已成为法治建设的重要指标，法院受理并审理行政案件从“鲜见”走向“常态”。不过，对于哪宗案件是“民告官”第一案，法律界却有不同的理解与认识。

　　故事发生在1985年。浙江省苍南县农民包郑照家，在舥艚镇东面的河滩上抛石填河形成有三间屋基，于是向舥艚镇城建办申请建房，建房审批表中有当地生产大队“同意建房，请主管部门审批”的意见和印章，没有镇城建办和镇政府的审批意见和印章。

　　根据这口头同意，包家动工建房，盖起三间三层楼房，并办理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。但县政府根据相关法规认为，包家的房屋盖在了河堤范围内，对抗洪防汛造成了干扰，要求包家自行拆除，包家没有理会。

　　1987年7月，苍南县政府以未经合法审批、占用水道为由，组织人员将房屋向河道延伸出来的1.5米强行拆除。包郑照决定拿起法律的武器。于是，包郑照一家以县政府侵犯其合法财产权益为由，将县政府告上法庭，要求赔偿各类损失总计13012元。

　　依照1982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(试行)规定：“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，适用本法规定”。虽然行政案件受理范围窄，且采用民事诉讼程序审理，但标志着行政诉讼制度在新中国的初步建立。

　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在包郑照为立案奔波了一年多后，案件受到浙江省高院的关注，指定温州中院受理当年被称为“民告官”第一案的案件，该案最终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进入司法程序，为日后我国首部行政诉讼法的立法起到了助推作用。包案发生不久，行政诉讼法获得通过，“民告官”案件从此有法典可依。

　　但是，也有业界人士把陈锦洪诉广东省佛山市经委的行政诉讼列为“民告官”第一案。1999年6月25日，这宗数额标的最大的案件发生了。

　　1986年，广东省佛山市民陈锦洪出资20万元，开办兴业装饰公司，挂靠在佛山市经委名下，公司定期支付挂靠费用。1987年10月兴业装饰公司投入自有资金98万元，组建佛山市兴业(国际)电梯冷气工程公司;1988年又投入资金150万元，组建佛山市兴业集团公司。

　　时至1993年，佛山市兴业装饰公司已发展为一家拥有6200多万元固定资产的集团企业。1994年至1996年，佛山市经委先后免除陈锦洪在兴业各个公司经理职务并变更3家兴业公司法定代表人。

　　于是，陈锦洪于1996年4月向佛山市中院提起行政侵权赔偿之诉，索赔金额1.6亿元。法院未支持高额赔偿，但是撤销了佛山市经委免除陈锦洪职务及接管兴业公司的行政行为。

　　根据法学理论，行政法是将“权力关进制度”的关键笼子之一，是“有限政府”与“无限政府”力量权衡的天平。行政法系的立法过程，是政府权力收缩的过程，更折射了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，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之间的路径较量。

　　“文革”十年内乱，全国上下缺乏行为共识。粉碎“”后，恢复社会秩序，成为首要问题。

　　1978年12月，亲自修改其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发言稿，他向起草者列出讲稿提纲，其中第二条写道：“发扬党内民主，加强法制。” 而这不是他第一次公开提及“法制”。

　　1979年2月，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长期主管立法工作的彭线日后的一周内，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法制委员会80人名单。彭真出任主任，、武新宇、陶希晋等10人为副主任。“文革”后中国立法之路自此开始。

　　1986年10月4日，行政立法研究组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成立。研究组共14人，江平为组长，罗豪才、应松年为副组长。小组成员包括朱维究、姜明安、肖峋、高帆、费宗袆、张耀宗、方彦、张焕光、王向明、皮纯协和郭阳。陶希晋、龚祥瑞等8人担任顾问。这20余人，对我国后来近30年行政立法的影响至今犹在。

　　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、行政立法研究组组长江平认为，先制定程序法，再制定实体法比较容易。有了程序法后，在法院对行政案件的审理过程中，才能对这一方面的法律关系有更深入的了解，才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，才会在制定实体法时更有把握。

　　全国人工委也对起草行政诉讼法的工作表示支持，顺势而为，研究组从1987年开始起草行政诉讼法草案，当年6月便起草了试拟稿。1989年4月4日，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行政诉讼法。

　　行政诉讼法之后，行政法其他法律的相继问世，无不与社会、经济发展密切相关。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应松年回忆说：“依法治国、法治政府的建设，实际上和经济的发展是一体的，依法治国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，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，只能依靠法律进行规范。经济要快速发展，法治建设也不能滞后。”

　　时至今日，我国行政诉讼法、国家赔偿法、行政许可法、行政处罚法、行政复议法、行政强制法相继诞生，行政法已成体系。

　　不过，行政处罚法的出台却是姗姗来迟。1996年通过的这部法律，明确了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与基本程序，成为行政立法上的重大进步。处罚法规定了处罚的种类、设定权和处罚程序，都为后来立法所效仿。在一般程序中，该法规定了专门的听政程序。这是听证程序在国内首次应用。

　　应松年评价说， 该法强调了程序的正当性，强调了要听取意见，处罚的时候重大问题要进行听证。听证是第一次应用在中国，在起草这部法律时，费了好大的劲，很多人反对，但听证引入行政处罚法是民主机制的一大胜利，未来将到处开花。

　　应松年教授认为，“经济发展，市场处于自由状态，在运行中市场有失灵处，政府要管制。但管制过多会影响市场和经济发展，而许可法是调节政府管制的重要法律。政府职能应该转变：一方面，市场能调节的政府不要管;另一方面，市场管不了的政府一定要管。这两者都要通过许可法的实施得到落实。”

　　2011年6月30日，行政强制法获得通过，四个单行法，仅剩下行政收费法，因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关联一波三折。

　　尽管“行政程序法、行政收费法至今没有出台，但依法行政、依法治权却一直是法律人的奋斗目标，我国法治建设道路也一定会越来越宽广。”北京大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朱树明向《法人》记者说。(责编 吕斌 美编 刘晓莹)